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

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民族危机日渐加深，早期改良主义思想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，进而形成政治运动——维新运动。甲午战争之后，维新运动渐入高潮，并在1898年6月中旬开始的“百日维新”中达到顶点。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分为两部分。一是维新派在变法运动中创办新式学堂，宣传维新主张，培养变法人才；二是“百日维新”时期对传统教育的系统改革，建立具有近代性质教育制度。

一、变法运动中创办的新式学堂

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重要学堂有万木草堂、时务学堂、通艺学堂、测阳算学馆、时敏学堂、务本女学、经正女学等，影响最大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。

万木草堂：于1891年到1895年，康有为在贵阳长兴里设立，并自任总教授总监督。学生开始只有二十多人，后来达一百多人。课程中、西兼学，又分内课、外课。内课学科有：（1）义理之学，包括孔学、佛学、周秦诸子学、宋明学、泰西哲学等。（2）考据之学，包括中国经史学、万国史学、地理学、数学、格致学。（3）经世之学，包括政治原理学、中国政治沿革得失、万国政治沿革得失、政治经济学、群学。（4）文字之学，包括中国辞章学、外国语言文字学。外课学科分校中、校外两种，校中有演说（每月朔望课之），劄记（每日课之）；校外有体操（每间一日课之），游历（每年假时课之）。除上述课程外，还有音乐和体育。

时务学堂：1897年10月，由熊希龄、陈宝箴、黄遵宪、梁启超、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创办。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，谭嗣同、唐才常等任分教习。时务学堂办学目的，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，有广博的知识。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，亲自制定了一个《湖南时务学堂学约》，规定学纲十条：立志、养志、治身、读书、穷理、学文、乐群、摄生、经世、传教。其中前八条是学堂每日功课，后两条是知识的运用。经世，是把学习的知识用于分析时政，比如由教习选择各报所记载的一二件事，叫学生发表己见。传教，是把学到的主张传播出去，“共矢宏愿”。功课分普通学和专门学。普通学的学科有诸子学、经学、公理学和中外史治及格算话学之粗浅者。专门学分三部：公法学、掌故学、格算学。学生人学后一至六月皆学普通学，从第七月开始，在继续学习普通学的同时增加专门学，学者各认一门学习。

万木草堂、时务学堂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学校，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，在教育目的，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。从这些学校里，培养出一批变法人才，如梁启超就是万木草堂的高才生，蔡愕、范源濂(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、部长)则出身于时务学堂。

这期间，部分主张效法西方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开明官绅和实业家，也参与创办新式学堂。其中著名者以盛宣怀1895年和1897年分别在天津、上海创办的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为代表。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、二等学堂两部分，各修业4年；二等学堂为预备科，教授英语、外国史、数学、地理、格物以及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等普通课程；学生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专习西学，分法律、土木工程、采矿冶金、机械工程四门受业。该校1903年改名北洋大学堂。上海南洋公学初设四院：师范院、外院（师范附小）、中院、上院，后增设特班、政治班等，体系完整，是为中国采用近代学制的雏形。该校1921年与他校合组为交通大学。

二、“百日维新”中的教育改革

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“百日维新”中，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，通过光绪皇帝，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。有关文化教育上的改革如下：

（－）废除八股，改革科举制度

6月23日，光绪帝谕自下科为始，乡会试及童岁科各试，向用四书文者，一律改试策论。这就是说，凡是国家的会试、省级的乡试及府县的生童岁科，亦即进士、举人、秀才的考试，原来的八股文一律改为策论。乡会试仍定为三场。第一场试中国史事、国朝政治论五道；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，专问五洲各国之政、专门之艺；第三场试“四书”义两篇、“五经”义一篇。考童生（秀才）也参照这个办法，先试古经一场，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，正场试以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义各一篇。规定以后一切考试，取士要以讲求实学、实政为主，士子为学，不可复蹈空言，更不以楷法好坏为标准。在规定的考试之外，还开设考试经世致用的学问——经济特科（法律、财政、外交、物理等），以选拔新政人才。

（二）设立京师大学堂

京师大学堂的创办，首倡于1896年6月李端芬的《请推广学校折》。他主张仿照欧美学制设立三级学堂，其中京师大学堂“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……以三年为期”[1]，授予中学和西学；此议因守旧派以经费困难为由主张“缓办”而被搁置。1898年初康有为、王鹏运又先后重申此议，但直至“百日维新”中在光绪的严令下，总理衙门才委托梁启超代拟出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。此章程共分八章五十四节，其中办学方针两条：“一日中西并重，观其会通，无得偏废；二日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，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，以西文为西学发凡，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。”[2]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。普通学为学生所必修，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。普通学有经学、理学、中外掌故学、诸子学、初级算学、初级格致学、初级政治学、初级地理学、文学、体操十种，并须于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日五种外国语中选习一种，与普通学同时学习。专门学分为高等算学、高等格致学、高等地理学、农学、矿学、工程学、商学、兵学、卫生学十种。学生学完普通学后，要选习专门学一门或两门。办学宗旨为：“欲培非常之才，以备他日特达之用。”[3]光绪批准了此章程，并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，负责筹办和管理大学堂事务并节制各省学堂。以后，又任用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总教习，专管西学。1898年11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，但此时仅设仕学院，学生不足百人，全是五至八品的官员和举人，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四堂（专门学）授业，十门基础课（普通学）中“中学”竟占了三分之二。八股取士恢复后，每逢科举，学生纷纷告假赴考，把大学堂当作准备举业的场所。1900年受到八国联军战火的严重破坏而停办，至1902年才始得恢复。民国初年，京师大学堂改为天津大学。京师大学堂开我国近代新型综合性大学的先河。

（三）筹办高等、中等、初等各级学堂和各种专门学堂

各地旧有的大小书院，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，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，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，州、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。地方捐办的义学、社学亦令中西兼学。此外，奖励绅民兴学（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，也改为学堂），还筹备设立铁路、矿务、农务、茶务、蚕桑、医学等专门学堂。

（四）派人出国游学

由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深造者，派赴日本等国游学。

（五）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，编译外国教科书及其他书籍

规定梁启超主笔的《时务报》为官报，鼓励自由设立报馆、著书、发明创造等。

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，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，不仅严重冲击了传统封建教育体系，而且预示着近代学制的产生，但在很多方面还保留着封建教育制度的特征。

[1]朱有献主编：《中国近代学制史科》第一辑，下册，485页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6。

[2]朱有献主编：《中国近代学制史科》第一辑，下册，656页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6。

[3]舒新城：《近代中国教育史科》第一册，137页，天津：中华书局，1928。